. 民营经济投融资新机遇.
编者按5月20日，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更在破解民营经济组织投资融资难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从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到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全方位优化投融资环境。民营经济将迎来怎样的产业发展新机遇？在法治框架下，政银保三方如何协同破解贷款困局？股权融资又将为民营企业开辟怎样的突围路径？本期报道将深入剖析民营经济组织投融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探寻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
■中国经济时报见习记者钟秋月
近两年，国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融资发展。从202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再到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施行，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如何做好政策法规“最后一公里”落地工作，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推动民企投融资政策落地见效，需从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健全多层次金融体系以及强化中央地方协同等方面发力。
法律出台为解民企投融资难题提供保障
作为国内金融核心区域之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汇聚了多家金融机构的信贷中心，每日前往该地办理贷款业务的人流络绎不绝。“公司连续三年营收增长超30%，纳税信用等级A级。可跑遍数家金融机构后，我持有的多套位于朝阳区核心地段的写字楼，最终均被拒绝抵押贷款。”北京三十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鼎告诉记者。
2025年4月以来，为筹措紧急资金，他不得不将在北京购置的各类写字楼资产抵押给银行，却遭遇了估值“大跳水”和严苛的担保要求。银行客户经理们重复着相似的解释：“写字楼需考虑区域政策风险”“写字楼流动性较差”“第三方评估公司的操作，我们也没办法”。类似于肖鼎这样的民企负责人，即便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仍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
一名地产行业分析师向记者指出，当前北京市商办写字楼融资抵押困难的核心原因在于，政策调控引发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及金融机构对抵押物估值与处置风险的严格把控。事实上，民企写字楼抵押融资困境并非北京独有，在其他城市，民企以写字楼、商铺申请抵押贷款时，同样会遭遇金融机构拒贷。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经释放了“解禁商办项目”的政策信号，即放开写字楼、商铺等商业地产的限购政策及融资限制。迄今为止，许多地方亦未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执行与落地存在断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八条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组织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再投资能力，提升资产质量和效益；第二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动产和权利质押登记、估值、交易流通、信息共享等提供支持和便利。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施行，金融机构将以更规范的形式合理评估抵押物价值，这为破解写字楼、厂房等资产抵押融资难题提供了法治保障。尤其是对轻资产、重运营的科创型民企而言，此举直接降低了其融资门槛，使本次政策红利能够真正惠及大量企业。”上述地产分析人士表示。
民企投资融资政策落地还面临着一些难点
民企写字楼抵押融资困境仅仅是政策“落地难”的“冰山一角”。从政策全链条落地角度看，目前民企投资融资政策落地还面临着其他难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跨国企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晓白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政策制定到地方政府执行，再到最终的效果评估，目前促进民企投融资的政策支持体系从“纸面”到“地方”落地，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是中央宏观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转化断层”。国家战略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多以框架性文件呈现，但地方在细化配套措施时往往受制于财政能力、产业基础等客观差异，导致政策适配困难。
二是政企信息传导链条存在“衰减效应”。县域层面对接渠道仍依赖传统行政体系，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和精准度不足。
三是政策评估反馈机制存在“闭环缺失”。现有考核体系缺乏对民企实际获得感、投资环境改善度等质量型指标的有效量化。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考核任务，采用“包装项目”“数字达标”等变通手段，导致政策执行出现“表面合规、实质空转”现象。
多层级协同机制让政策落地生根
民企投融资政策从“纸面”走向“地方”，并穿透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还需通过多层级协同机制与精细化实施策略。
“中央层面需要做的是完善顶层设计及形成政策保障体系，包括完善金融体系和政策体系、批复设立专门服务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等。同时，可以要求国有银行及其他银行保持民营企业贷款占比，鼓励支持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另外，对于民营企业上市，要给予必要支持，可对新兴产业企业上市给予倾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刘奇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地方层面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在获取资本方面，民营企业需要公平待遇，包括取得资本门槛的平等、资本成本的平等，从而真正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完善企业治理能力。针对民营企业存在的资产不清、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行业协会及商会需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加大对恶意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银行不能因噎废食地进行‘一刀切’授信。三是规范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让不同层次金融机构对应服务不同企业。当前社会各界可借助AI、大数据技术，在不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企业客户信息‘透明化’，以此解决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刘奇洪表示。
中央与地方还需通过协同机制破解民营经济投资融资政策落地难题，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目前，中央层面已搭建起涵盖信贷扩容、债券创新、股权融资的多维度民企投融资政策框架。各地方实践则呈现差异化创新案例：浙江省推行“3个70%”要素保障机制，确保民间投资在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获取上享有优先权；深圳市通过项目路演会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直连，推动制造业专项贷款快速落地等。
“中央统筹+地方实操”的协同模式，既保障了政策信号的垂直贯通，又激活了地方创新动能。唯有进一步强化央地政策联动、打通政策执行堵点，才能让民企投融资支持政策从“纸面”真正落到“地方”，避免沦为“空中楼阁”。
马晓白表示，破解民营经济投资融资政策落地难题，还需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央地方协同机制。一是建立政策适配性转化机制。中央层面可进行政策梯度设计，针对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支持目录。允许地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政策试点，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板。二是建立政策穿透式传导机制。搭建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直达系统，将重大项目信息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地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快速回应企业需求。三是建立政策全周期评估机制。将民营经济投资活跃度、民企满意度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开发政策效力指数模型，针对评估发现的“数字空转”问题，及时追根溯源、问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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